私之见为悖也，在事为寇虐，在心为不畏天明。
(124)(北齐)魏收：《魏书》卷65《李平传附李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0-1461页。郑玄笺曰：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此‘中国指中原或华夏，并非是指称‘九州之‘中国)之南方。
(43)天或天帝至高无上，地上(天之下)的国王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114)(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0《后秦录二》，第386页。又，侍中韦謏曾因石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而上书规谏石季龙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104)。(48)(先秦)墨翟著，(清)孙诒让诂：《墨子间诂》卷3《尚同下第十三》，第61页。明清王朝在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的同时，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
此伯禽之时有淮浦者，淮浦之夷并起，《诗》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则戎夷之处中国久矣。这种中义的天下等于九州中国的广义中国的概念，与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等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完全不同，也是一个包括华夷及其政权的多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但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十分剧烈,使易学的发展表现出复杂性特征，也为我们今天总结这一段学术思想史增加了难度。
并对数字卦与《连山》、《归藏》的关系作出了种种推测。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如该书所载的《易学与天文》、《易与数理》、《易与医道》、《易与历数》等，就是探讨《易》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关系。方先生认为，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汉代象数学和宋代图书学的附会之中被除掉了。
黄先生研究易学，既注重文字训诂，又注重义理贯通，颇有特色。他由《焦氏易林》入手，发现了久已失传而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反正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并将其与《周易》、《左传》、《国语》、《逸周书·时训》等互相参证，以求恢复西汉以前的《易》说。
郑先生在昔人注解的基础上，对于扬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释，对于《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学知识作了说明，力求使《太玄》成为一部可懂的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的关系，学者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二者谁更古老、谁更可信的问题上。三、四十年代，一批易学研究的专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探索易学研究的新途径。而化解疑古情结，再释大易精神，则是近二十年易学研究的主流特征。
高先生长于考据，对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颇有驳难。另外徐先生尚著有《易来氏学》等易学专著。如徐芹庭的《魏晋七家易学之研究》，专门对姚信、蜀才、翟元、王肃、董遇、何晏、向秀七家易学进行研究。他又受其师吴汝伦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思想的影响，把同性相敌，异性相通视为全易之精髓。
其易说兼容汉宋，附会新知。此外郑先生尚著有《易学名著博览》、《易学源流》等书。
……所谓人极，所谓中正仁义，皆易之实践原理也。于是，《周易》思维方式、《周易》形上学、乃至于《周易》美学，《周易》与中国伦理等等问题便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戴君仁撰作于六十年代初期的《谈易》，也是一部系统疏理中国易学史的著作。以及表现天道人事变化的筮法操作系统等三个层面构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场争论结束后，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其周易研究中心的林忠军、刘玉建、王新春等也都有易学象数学方面的论著出版。使得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常常见枝叶不见根本。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
胡自逢著《先秦诸子易学通考》，围绕先秦诸子与《周易》的关系，从《周易》为周代通引之书，先秦诸子引述易文以立说，先秦诸子应用易义以释事理，先秦诸子之言占筮，先秦诸子说易之方式，由先秦诸子易说反观《周易》一书今存之意义等六个方面对先秦诸子的易学进行了研究。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们几乎见不到这方面的新著。
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周易》被请下经学神坛，还原为与先秦其它典籍具有同等价值的古代文献，人们便不在从经学家的解释学立场，用它来运演或附会微言大义。而《周易译注》一书虽然也论及象数，但实以义理为主，这恐怕与另一位作者张善文有关。
四九年以前为第一大阶段，四九年以后为第二大阶段。因此，他利用卦爻辞中的材料分析了《周易》时代的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结构、精神的生产。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分为：《周易》经传的注译、易学史研究、易学考古、易学哲学、科学易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此说响应者寥寥，且受到庄天山、陈世辉等人的质疑。（三）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 唯物史观派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学派,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近年来，随着帛书《六十四卦》的刊布和帛书《易传》的陆续面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一是用现代自然科学解释传统象数易学。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易学中的义理之学，一方面又融合西方的哲学思想。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世纪之末，随着人们对世纪之初的疑古思潮的再审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再反思，《周易》似乎重被赋予了元学色彩，如张岱年先生把《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该书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对易学哲学史上每一时期，每一思想家均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思想渊源及学派互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评述各家对易学的贡献。如朱先生对孟京易学的评价：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
七十年代末，陈立夫主编《易学应用之研究》，就把科学易研究作为了一个重要内容。唐明邦指出：在中国古代，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地理借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针灸、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而音乐则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这种生生创化的宇宙观是一项表彰目的、创造意义的宇宙观。前者侧重于易象和易数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哲理的研究。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清楚把握易学自身特点（朱先生称之谓两套语言）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方法，丰富的资料，发掘出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该书的作者之一黄寿祺曾师事尚秉和、吴承仕等国学大家，对象数易学很有研究，撰有《汉易举要》等著作多种。
坤象地，记殷人主要农作物的成长。关于数字卦 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铭文末尾有两个由符号组成的奇字，学者未能释出。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打破了传统经学的种种樊篱，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史学的研究。帛书的研究则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秦末汉初的易学面貌，以及秦汉时期的易学象数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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